《史记》与《汉书》：纪传体正史的两种开创

中国历代正史两千年的框架，是由两部书先后搭起来的：司马迁在《史记》里创立纪传体，解决了怎么写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班固在《汉书》里确立断代史，解决了怎么为一个朝代单独修一部完整的史书。后世二十四史，除《史记》外全部沿用断代体例，走的都是这两部书铺下的轨道。

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五种体例

在《史记》之前，史书的主流写法是编年体，比如《春秋》《左传》。编年体按年份一路记下来，时间的线很清楚，但一件事、一个人往往被拆散在好几年里，读起来琐碎，也看不清一个人完整的命运。

司马迁改变了这个格局。他创设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本纪记帝王和国家大事，表以表格梳理年代线索，书记典章制度，世家记诸侯与重要人物，列传记各类人物。五种体例合起来，时间、人物、制度三条线索并行，历史不再只是一条扁平的编年线。

这套写法背后有一个更基本的看法：历史是人写出来的。司马迁把游侠、商人、平民、边疆部族的首领都写进列传，让他们与帝王将相并列。在汉代盛行天命与鬼神观念的背景下，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写法，把史书的落脚点放到了人的身上。

《史记》还专门设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六篇边疆民族专传，记录各民族的源流和与中原的往来。

班固：确立断代为史的体例

《史记》是通史，从黄帝一路写到汉武帝。司马迁之后，褚少孙、班彪等人续写《史记》，但都只是零散增补，没能独立成书。班固提出"大汉当可独立一史"，专门为西汉一朝修一部完整史书，《汉书》由此成为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这个选择影响深远。中国历史朝代更替，每个朝代单独修一部史，正好对得上这种节奏。后世二十四史，除了《史记》，全部采用断代体例，中华文明连续两千年的系统记载，靠的正是这套断代史体系。

《汉书》最有分量的是十篇志，集中记录典章制度。范文澜评价"《汉书》的精华在十志"。班固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增删合并，新设立《刑法志》《地理志》《五行志》《艺文志》。《刑法志》梳理从上古到汉代的法制演变，是中国法制史书写的开端；《艺文志》记录先秦到西汉的学术源流，是中国最早的官方目录学；《地理志》记行政区划与风物，为后世边疆与地域研究提供了底本。后世修史设"志"，篇目框架基本都在十志范围之内。

班固也没有丢掉司马迁记实事的写法。《汉书》大量记录西汉吏治的弊端和民间的疾苦，并没有一味粉饰朝廷，与《史记》一面衔接、一面互补。

两部书前后接力

学术史上曾有过把《史记》《汉书》对立起来、抬高司马迁而压低班固的做法。这并不符合事实。史学史家刘节有一段评述：在那样早的年代，中国就出现了这样有思想体系、有严密组织的著作；纪传体的创立是司马迁父子的功，断代为史的创例是班固的功。他同时指出，不只是国内，日本、朝鲜、越南的正史如《大日本史》《三国史记》，都受到这两部书的影响。

这两部书解决的是两件不同的事：司马迁解决了怎么写通史，班固解决了怎么为一代修史。它们不是高下之争，而是前后接力。单独读任何一部，都只能看到半边框架，合起来读，才看得清朝代兴替与制度沿革两条线索如何衔接。

读正史，先看它用什么体例组织材料，再看它记下哪些制度与人。这一套由《史记》开创、经《汉书》定型的写法，一直用到二十四史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