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4日，98岁的历史学家戴逸在北京去世。他是中国清史学科的奠基人，也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一生主持完成了新修《清史》——一部103卷、3200多万字的巨型史书。对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来说，一句话就能概括他的分量：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而戴逸是新中国研究清朝历史的开拓者，也是把「修一部国家正史《清史》」这个延续上百年的愿望变成现实的总负责人。
清史是什么：一部延宕百年的修史工程
清史，就是研究清朝（1644年—1912年）历史的学问。清朝从入关定都北京，到1912年末代皇帝退位，前后268年，是离我们今天最近的古代王朝。中国古代历来有「隔代修史」的传统：新王朝稳定之后，要为前一个王朝修一部官方的「正史」，比如《明史》就是清朝修的。但清朝垮台后，民国时期只仓促编出一部质量争议很大的《清史稿》，始终没有一部被公认的正式《清史》。这个愿望从民国拖到新中国，直到2002年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才算真正落地。
从交大学生到清史大家
戴逸，1926年9月10日出生于江苏常熟。他的求学经历横跨新旧中国：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46年转入北京大学读本科，1948年进入华北大学读研究生；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后留校工作，此后七十多年再未离开。他1956年任副教授、1978年任教授，1981年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中国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
戴逸的学术成就以「早」和「全」著称。1958年，他出版《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这是新中国最早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写成的近代史著作之一，被全国高校历史系普遍选为教材。1977年，他受外交部委托撰写《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为当时的中苏边界问题谈判提供了历史依据。20世纪80年代初，他主编70余万字的《简明清史》，成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历史的著作，被原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材。90年代，他又出版代表作《乾隆帝及其时代》，主持编写《清代人物传稿》《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大型丛书。
他个人撰写或主编的著作有40余部，发表文章800余篇。2018年出版的《戴逸文集》共12种14册、约700万字，几乎是一部浓缩的新中国清史研究史。
与《清史》相伴的半个多世纪
戴逸与新修《清史》的缘分，早在1965年就开始了。那年秋天，周恩来总理责成中宣部筹备纂修《清史》，中宣部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当时不到40岁的戴逸是最年轻的委员。此后近四十年，修史工程因种种原因未能启动，但戴逸始终没有放弃呼吁。
2002年8月，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76岁的戴逸受命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此后二十余年，他团结数以千计的专家学者，倾注全部心血推进《清史》纂修。2018年10月，新修《清史》完成103卷105册、3200余万字的送审稿——这个体量在当代史学工程中属于罕见规模。这部书延续了中国历代为前朝修史的传统，也是新时代以断代史形式（只写一个朝代历史的史书体裁）探索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尝试。
他留下了什么
戴逸晚年说过一句话：「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他把清史研究当作生命本身。除了著书立说，他还培养了新中国首位外籍文科博士、第一位历史学女博士，门生遍布史学界，先后获得吴玉章终身成就奖、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等荣誉。
戴逸去世时，新修《清史》的送审稿已经完成——这部他从39岁等到92岁的大书，最终在他的主持下走完了从启动到成稿的全过程。他留下的不仅是一部书，还有一个判断：历史研究不是故纸堆里的消遣，而是一个民族弄清「自己从哪里来」的必修课。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读懂戴逸，就读懂了中国人为修一部《清史》付出的百年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