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素图诺尔遗址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通往古居延泽的古河道附近，是一处年代约当青铜时代（公元前二千纪早中期）四坝文化阶段的玛瑙珠加工作坊遗址。2023年至2025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阿拉善盟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与额济纳旗文物保护中心在此采集到加工工具、玛瑙原料、珠坯、残珠、碎片、陶片、青铜器等标本500余件，其中包含一批处于不同磨耗阶段的石钻头。该遗址的遗物覆盖从选料到加工制作的全部流程，是戈壁地区罕见的制珠作坊遗址，证明中蒙边境的戈壁人群在本地制作红玉髓/玛瑙珠，并非全部依赖南亚输入。

遗址与发现经过

2023年至2025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阿拉善盟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与额济纳旗文物保护中心三家单位在进素图诺尔进行调查，采集品中既有未加工的玛瑙原料，也有珠坯、残珠与碎片，还有打制成形的石钻头与外研磨器，构成了一条完整的加工证据链。考古调查简报刊发于《草原文物》2026年第2期。

类似的制珠作坊遗址在全球都很少见。此前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只发现过零星的制珠遗物：酒泉干骨崖墓地、阿拉善盟Ukh-tokhoi洞穴、永昌下安门、民勤火石滩等地均有零星发现，但具体技术特点和制作规模并不清楚。进素图诺尔提供了成系统的材料。

石钻头见证的加工工艺

钻孔是制珠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之一。进素图诺尔出土的石钻头（简报称“内研磨器”）材质多为绿色流纹岩，莫氏硬度7—8。钻头打制成形、局部修整，大体呈扁片状：前端为三角形，便于钻取；后端较宽，便于绑缚在钻杆上。使用过程中，前端逐渐磨圆成圆锥或柱状，切割能力不断下降，直到废弃。遗址中不同磨耗阶段的石钻头并存，为复原钻孔工艺保留了连续样本。同期采集的“外研磨器”则为研究串珠打磨方法提供了依据。

红玉髓珠的流通与本地生产

红玉髓/玛瑙珠是用桔红至深红色的玉髓类矿物制成的串珠，在公元前2千纪至1千纪广泛见于中亚、东亚、东南亚与南欧，是研究古代远程交流的重要物证。南亚的哈拉帕、昌胡达罗等公元前3千纪至2千纪城市遗址中发现了制珠作坊，传统研究往往把其他地区的红玉髓珠与南亚联系起来。2026年，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红玉髓珠的溯源研究登上《美国科学院院刊》，使这类串珠的来源问题再次受到关注。

戈壁地区的发现提供了不同于南亚中心的图景。河西走廊在公元前二千纪初已经早于中原地区使用红玉髓/玛瑙珠；进素图诺尔的作坊遗址进一步表明，戈壁人群不仅使用这类珠子，而且具备本地生产能力。

与河西走廊珠子的对比

将进素图诺尔的珠坯与残珠和河西走廊四坝文化墓葬出土的珠子比较，可以得到三点认识。第一，两者尺寸范围接近，但火烧沟与干骨崖墓地都有一部分珠子更小，直径不足7毫米，这可能与进素图诺尔的串珠尚未完成打磨有关。第二，干骨崖的串珠与进素图诺尔珠坯、残珠在外观和制作上相似：都采用戈壁滩上的玛瑙原料，与南亚经过人工缓慢加热获得的红玉髓原料相比颜色、外观更加多样，且流行单面钻。第三，两处河西走廊墓地之间本身存在工艺分野：火烧沟串珠绝大多数为橙红色红玉髓，孔皆对钻、珠身打磨光滑，被认为是成熟作坊的产品，可能来自远程交流；干骨崖的串珠则常为单面钻、表面打磨不充分，属于当地小规模制作。

下一步研究的四个方向

进素图诺尔可展开的研究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依据丰富的原料、半成品与工具复原当地制珠的工序、流程与生产规模；二是以本地标本确定戈壁地区串珠的外观特点；三是用实验考古研究钻孔工艺——绿色流纹岩石钻在珠孔内壁留下的微形态，将与已有的扫描电镜翻模图像比对，成为讨论钻孔工艺的重要依据；四是采集玛瑙原石与珠坯的化学元素组成信息，纳入玛瑙溯源研究的比对数据库，为产地判断提供生产地点明确的基准样本。

红玉髓/玛瑙珠的流传信息，无法只靠成品珠读出来。进素图诺尔把生产环节补了进来：戈壁人群在本地制作玛瑙珠，而且留下了可供系统研究的作坊遗存。无论是对国内出土串珠的来源，还是对蒙古与欧亚草原地区串珠的源流，这个遗址都提供了一个可对照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