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设立专职官员管理海外贸易的口岸。一千三百多年前，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个管理外贸的官职“市舶使”；公元971年，宋朝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并颁行中国第一部成文外贸法规《广州市舶条》；1685年，清廷在此设立粤海关。从市舶使、市舶司到海关，三个阶段构成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管理的完整主线，广州始终站在制度变革的最前沿。
唐代：第一个外贸官职“市舶使”
唐朝以前，海上贸易没有专门官员管理。公元714年以前，岭南市舶使周庆立到任广州并进贡“奇器异巧”，这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管理海外贸易的官方职务。周庆立曾任中郎将，市舶使一职由深受皇帝信任的中央禁军将领充任，可见朝廷对这一岗位的重视。在广州海事博物馆保存的唐宋市舶使名录墙上，排在第一位的正是周庆立，其后到北宋为止共有70多位官员出任此职。
唐代市舶使的职责包括征收船舶税和实物税、查勘官府专买货物、对船、货、人进行监管。与之配套的是唐代地理学家贾耽所著《皇华四达记》中详载的“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出发，经南海、印度洋直抵波斯湾。这条航路与向西的陆上丝绸之路并行，让广州集聚了来自阿拉伯、波斯、印度、爪哇等地的商人，成为大航海时代之前800年的多元商贸中心。
宋代：市舶司与第一部外贸法规
宋代版图小于唐代，陆上丝绸之路又被战乱阻断，海上贸易成为朝廷倚重的财源。宋太祖于公元971年在广州设立市舶司，此后扩展到泉州等地，负责管理商船、征收关税、收购进口货物、接待外国使节商人。
公元1080年，宋神宗颁布《广州市舶条》，确立了市舶贸易的合法地位，规范市舶司的管理行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对外贸易法规，市舶司也因此被视为现代海关的雏形。
制度回报很快显现：到1128年，宋代海外贸易所得已占国库收入的20%，商业税收首次超过土地税。当时与中国通商的国家多达50余个，在东非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古港口遗址出土了大量宋代“熙宁”“政和”“庆元”年号钱币，说明宋朝钱币已是国际贸易中的硬通货。宋代诗人笔下的“涨海声中万国商”，写的就是这条黄金水道。
清代：四口通商与独大的粤海关
1685年，康熙帝谕令“开海贸易”，废除实行了29年的海禁，在广州设粤海关、厦门设闽海关、宁波设浙海关、上海设江海关。海关制度自此取代了延续千年的市舶制度。
四口通商时期，粤海关已占绝对主导：1757年到1820年间，粤海关每年征收税银107万两，同期闽海关26万两、浙海关8万两、江海关7万两——粤海关一关贡献了全国海关税收的七成。到乾隆年间，海关税收稳居朝廷岁入第三位。
1757年，清廷封锁闽、浙、江三关，独留粤海关，广州进入“一口通商”时代。此后83年间，广东十三行作为清廷唯一指定的外贸代理，独掌中西贸易：朝廷倚重潘有度、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等行商，分别对接主要西洋国家。十三行与两淮盐商、山陕商人并称清代三大商帮，广州商号云集、资财千万者不乏其人，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据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统计，1545年到1800年，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约6万吨，约三分之一的美洲白银最终流向中国。
尾声：从粤海新关到现代海关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十三行独享外贸特权的时代结束。1856年一场大火焚毁十三行商馆；1859年，由外籍税务司把持的粤海洋关（粤海新关）建立。1916年落成的粤海关大楼至今矗立珠江之畔，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海关钟楼，其全机械钟走时百年仍精准如一。
回看这条线索：朝廷先派专人（市舶使），再设机构立法规（市舶司与《广州市舶条》），最后升级为专职海关（粤海关）——管理海上贸易的制度每前进一步，广州的开放格局就扩大一圈。今天黄埔海关与广州海关在广州并立，承接的正是千年商都的制度遗产：崇商重商、开放包容的基因，从南海神庙的“海不扬波”一路延续到现代智慧海关的通关流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