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东营坡家庄进行的一次考古发掘，把环渤海地区「取卤煎盐」的技术传统推进到了可以精确测年的南北朝时期：2024 年 7 月至 2025 年 7 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在此揭露遗址面积 11400 平方米，发现 60 余口南北朝卤水井和 2 处金元制盐作坊。井壁芦苇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为公元 428—560 年，这是该地区卤水井年代首次获得明确测年；连同此前发现的商周时期盐业遗存，考古证据显示，凿井取卤、煎卤成盐的生产方式在渤海南岸延续了两千多年。
南北朝卤水井：60 余口巨型井坑
坡家庄遗址位于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坡家庄村东南，东距渤海约 20 公里，南邻小清河，遗址面积约 8.9 万平方米。南北朝时期遗存分布面积达 8.9 万平方米，已发现卤水井 60 余口，有集中成组及东北—西南向成排分布的现象，成组井间距 3～5 米。井坑均为圆形，坑口直径多为 8～10 米，残深 1.5～1.6 米，单口井的规模远超后代同类遗存。
以保存较好的 J36 为例：坑口直径 10 米，井口直径 8.7 米，残深 1.6 米。井壁用宽约 0.1 米的芦苇束层层叠压、贴壁环绕一周，再以间距 0.3～0.5 米垂直打入的木桩上下串联固定，仅 J36 一口井的木桩初步统计就有约 66 根。多学科检测进一步揭示了这些井的功能：刚清理完时井内积水波美度为 2.5°Bé，与周边地下水相近；经晾晒后可升至 7.5°Bé，而降雨会明显稀释卤水，说明卤水井的使用具有季节性，取卤依赖晾晒浓缩。氯离子检测显示，井外土壤氯离子含量一般低于 200mg/L，井底部分样品高达 1000mg/L 以上，数倍于井外，直接证实井内蓄积的是高浓度卤水而非普通地下水。
木桩的树种鉴定也透露了古代盐工的劳作细节：井壁材料以当地易得的芦苇为主，木桩以枣属为主，南北朝时期还有乌桕、梨属，金元时期出现构树、李属、槐树等树种。部分木桩树种与周边环境不符，研究者推测是盐工从居住地带入的。
在卤水井区还发现了大量车辙痕迹，宽 0.1～0.2 米、深约 0.05 米，以东西向为主，多条车辙连接成片。卤水井周围车辙最为密集，推测与卤水外运有关，可能为双轮车行驶所遗留——「取卤」与「制盐」环节分开进行的判断，在这里有了实物旁证。
金元制盐作坊：从取卤到成盐的完整链条
金元时期遗存清理出 2 处基本完整的制盐单元（SCDY1、SCDY2），每处都同时包含卤水井、煎盐灶、涂泥坑等要素，构成完整的制盐生产链。
SCDY1 以 1 座煎盐灶为核心，制盐遗存分布在南北约 50 米、东西约 36 米的范围内，灶的南侧有卤水井与涂泥坑组合的复合遗迹。该单元一座灰坑（SCDY1-H32）出土了大量红陶支具，以「Y」形为主，另有三角形、长方形等形制，伴出蜃泥灰与零星铁块——这些支具是煎盐时架锅、垫器的生产工具。
SCDY2 以 2 座灶为核心，分布在南北约 60 米、东西约 25 米的范围内，生产流程更为清晰：卤水井通过输卤沟与涂泥坑相连，坑底涂抹红黏土。通过遗迹复原与模拟淋储实验，研究者确认长方形坑为淋卤坑、圆形坑为储卤坑：从井中提取卤水，经沟渠送入涂泥坑淋滤，得到高浓度、较纯净的卤水后再用于煎盐。检测数据也支持这一判断——淋卤坑、储卤坑的氯离子含量普遍高于自然地层，部分甚至高于卤水井本身。两座灶的平面近亚腰葫芦形，操作间内出土红陶方形支柱。
两千年的传统与南北两种模式
坡家庄遗址的学术价值在于把鲁北盐业考古的链条补完整了：此前渤海南岸的盐业遗存以商周时期为主，坡家庄的发现首次以碳十四测年明确卤水井的南北朝年代，又首次完整揭露金元制盐单元，串联起商周—南北朝—金元的海盐技术演进链条，填补了黄河三角洲地区盐业考古的空白。
更重要的是，它实证了环渤海「取卤煎盐」模式的长久稳定：自商周时期起，渤海湾地区就出现地下卤水井和盐灶，历经北朝至金元，凿井取卤的技术传统延续两千多年没有中断。这与江苏沿海、浙江海岛近年盐业考古揭示的「刮滩淋卤」「海水煎盐」模式明显不同——中国东部沿海的海盐生产，南北两个技术传统并行发展了数千年。
生产组织方式的变迁
同一处地点，不同时期的生产组织方式截然不同，这是坡家庄为盐政史研究提供的最直接证据：南北朝时期只见规模巨大的卤水井群，未发现与制盐相关的其他遗迹，说明取卤与制盐是分开进行的，卤水需要外运；金元时期则把卤水井、煎盐灶、淋卤储卤设施集中布置在同一单元内，作坊化生产。从「取卤—制盐分离」到「单元化集成」，这一变化为研究古代盐业生产组织和盐政变迁提供了实物依据。
坡家庄遗址的发掘说明：一处制盐遗址，既能测出精确的年代，也能复原完整的工艺流程，还能照见两千多年里生产方式与组织形态的变迁。「取卤煎盐」不是文献里的几个字，而是可以被发掘、测年、化验和复原的一套真实技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