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 年到 1937 年，中国学者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对一座 3000 多年前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连续进行了 15 次科学发掘。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本国学者主持的系统性考古发掘，直接证明了商朝真实存在，把中国有可靠文字记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约 1000 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就此诞生，殷墟也因此在 2006 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殷墟是商朝（约公元前 14 世纪末至前 11 世纪）最后一个都城，商王盘庚迁都到这里后，历经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直到纣王亡国。所谓「发掘」，就是用科学方法把埋在地下的古代遗迹、遗物挖出来研究。它之所以重要，要从 1899 年的一味中药说起。
甲骨文：一味中药牵出 3000 年前的文字
1899 年秋天，时任国子监祭酒（国家最高学府的主管官员）的王懿荣，在中药「龙骨」上发现刻有文字。这些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符号，就是甲骨文——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体系，记录占卜等事项，所以也叫卜辞。
此后学者们循线追踪：1910 年，罗振玉（金石学家）考证出甲骨是「殷室王朝之遗物」，即商朝王室的遗物；王国维更进一步，用「二重证据法」（把地下出土的文字与传世文献互相印证的研究方法）对照甲骨文与《史记·殷本纪》，证实了商王世系的记载大体可靠。
这一步在当时有特殊意义。20 世纪初，学界流行「疑古」思潮——不少学者怀疑上古史是后人层层编造的；同时西方盛行「中华文化西来说」（主张中国文明源自巴比伦等西方地区的学说）。要回应这些质疑，光靠书斋里的考证不够，需要实打实的考古证据。
傅斯年：「动手动脚找东西」
1928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刚成立的国家级研究机构）代理所长傅斯年，提出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意思是史学不能只坐在书斋里翻书，而要走向田野实地发掘。
他派学者董作宾赴安阳实地调查。1928 年 10 月 13 日，董作宾在小屯村开掘第一批探坑，第一次试掘面积 280 平方米，出土甲骨 854 片，殷墟发掘由此拉开序幕；此后的主持者先后有李济（后来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梁思永、郭宝钧、石璋如等人。
十五次发掘，四次改写历史的发现
1928 至 1937 年的十年间，殷墟共进行 15 次发掘，累计出土甲骨文近 2.5 万片，还有宫殿基址、王陵、青铜器、玉器等大量遗存。其中几项发现尤其重要。
宫殿宗庙与王陵区。 小屯村东北是宫殿宗庙区，呈现「前朝后寝」格局——前部是朝会办公的殿堂，后部是居住寝宫，这是中国宫殿布局的源头。洹河北岸的侯家庄、武官村一带是王陵区，发现带四条墓道的「亞」字形大墓。墓道是墓室通向地面的斜坡通道，四条墓道是商王级墓葬的最高规格；陵区还有排列密集的人祭坑，是商代以活人殉葬祭祀的遗迹。
后岗三叠层。 1931 年，梁思永在后岗发现殷商、龙山、仰韶三个时期的文化层上下直接叠压。文化层是不同时代人类活动留下的地层堆积，埋得越深年代越早。这一发现确立了三种文化的早晚顺序，是中国考古地层学方法（按地层判断年代的方法）的开端，也证明商文化是黄河下游本地发展起来的文化体系——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考古材料正面挑战「中华文化西来说」。
YH127 甲骨坑。 1936 年第 13 次发掘，在小屯村北发现一个堆满甲骨的灰坑（编号 YH127），一次出土甲骨 17096 片，其中完整龟甲约 300 版，是殷墟发掘史上最惊人的发现，为研究商代社会提供了海量第一手材料。
洹北商城。 发掘还揭示了更早的城址：洹河北岸的洹北商城城垣近方形，南北 2.2 公里、东西 2.15 公里，学界一般认为它是盘庚迁殷之初的都城，商都城面貌因此更加完整。
殷墟的意义
殷墟发掘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三条。
其一，商朝从「传说」变「信史」。 甲骨文把 3000 年前的文字原样保存下来，与文献互相印证，使商朝成为有可靠文字记录的历史，中国信史（有可靠文字记载的历史）的上限由此推进约 1000 年。
其二，中国现代考古学从这里起步。 这是中国学者自主主持、有明确学术目标、按科学方法进行的首次大型发掘，培养出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此后中国考古学与文献史学并重，成为重建古史的核心力量。
其三，源头之争尘埃落定。 后岗三叠层等证据表明殷商文明独立起源，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根系在中国本土，而非外来。
殷墟的故事并没有在 1937 年结束：1939 年村民在武官村挖出司母戊鼎（后称后母戊鼎，重 800 多公斤，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大青铜器）；1950 年发掘武官村大墓；1976 年发现的妇好墓（商王武丁配偶的墓葬）出土随葬品 1900 余件；2006 年殷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4 年考古工作者又新发现商代主干道遗存，让「大邑商」（商人对都城的自称）的格局日益清晰。
记住殷墟，只需记住一句话：1928 到 1937 年的 15 次发掘，让 3000 年前的中国信史重见天日，也让中国考古学有了第一个坐标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