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开凿的一条漕运水道，全长2700公里，以洛阳为中心，南抵余杭（今杭州），经浙东运河延伸至会稽（今绍兴）、宁波，北至涿郡（今北京），流经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八个省市。它分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四段，纵贯黄河、海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把华北平原与东南沿海连成一条水路。2014年6月22日，包含隋唐大运河在内的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四段河道如何成形

隋唐大运河不是一次挖成的，四段河道各有来历。最早的邗沟开凿于公元前486年，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北上伐齐、参与中原争霸，在江淮之间开通的水道。

隋朝把零散的旧渠串成了完整的南北线。隋文帝统一天下后，于开皇四年（584年）命宇文恺率水工开凿广通渠，沟通都城长安与洛水。隋炀帝迁都洛阳后动作更密集：大业元年（605年）开凿洛阳至淮安的通济渠，沟通黄河与淮河；大业四年（608年）开凿连通洛阳与涿郡的永济渠；大业六年（610年）开凿江南河，从京口（今镇江）到余杭（今杭州）。至此，南北贯通、连接五大水系的大运河正式成形。

这几段河多数不是平地起水，而是对前朝旧渠的再利用。永济渠依次利用了白沟、平虏渠、屯氏河等汉魏旧河道，通济渠的渠身则是疏浚汴渠、阳渠而来。

开凿运河的双重动因

政治上是巩固统一。隋朝建立之初，江南门阀士族与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中央政权矛盾尖锐，开凿东南方向的运河，直接服务于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

经济与军事上更现实。隋唐之际，江南成为全国赋税的主要来源，韩愈在《送陆歙州诗序》中概括为"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南粮北调成为当务之急。开凿永济渠还有明确的军事用途——沟通攻打辽东的两个水陆军事基地，即东莱（今山东莱州）与涿郡。

唐朝的疏浚与维护

唐朝建立后持续整治运河。永济渠一度淤塞，唐朝改用清水、淇水作水源，把渠首从沁口东移到淇口，并借汤水、洹水、漳水补水，维持通航。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修筑平津堰，调节运河水位，同时灌溉附近数千顷农田。

安史之乱后漕运一度几近断绝，宰相刘晏勘察河道、遍访百姓后，恢复了通济渠的运输能力。

淤塞、改道与废弃

长期缺乏疏浚，加上河道变迁，隋唐大运河逐渐断流。1194年黄河在阳武决口，洪水夺泗入淮、进而夺淮入海，通济渠随之淤塞成陆。

元朝建都北京后，开凿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把大运河"裁弯取直"，直接沟通南北，形成今天的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由此逐步废弃。

留下的痕迹

洛阳作为运河中心，隋唐两代在附近修建了洛口仓、回洛仓、含嘉仓等大型官仓，承担为关中储存和供应粮食的重任。洛阳发现的回洛仓、浚县发现的黎阳仓，为研究隋唐仓城与都城关系、官仓管理制度、粮窖结构提供了实证。

这些遗存今天仍在被研究、被展示。从扬州的水上文化长廊，到洛阳的隋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隋唐大运河的河道、仓窖与沿岸古迹，是理解这一段历史的重要现场。

隋唐大运河由通航走向废弃，是统一格局、漕运需求与疏浚投入三项条件变化叠加的结果。中央政权统一、南粮需要北运、朝廷持续疏浚时，它常年通航；三者一旦改变，河道便随之淤废，最终让位于元朝开凿的京杭大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