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一个古代社会是否进入文明，中国学界最常用的一把标尺，是夏鼐在1985年提出的三要素：城市、青铜器、文字。这套标准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百余年来学术演进的产物：从1870年卢伯克关注物质文化，到1950年柴尔德定下十条城市标准，再到1958年克拉克洪的三要素，标准几经修订，最终在中国考古学中凝结为「城市—青铜器—文字」的组合。
文明起源、人类起源与农业起源并称考古学的三大起源问题。人类起源可以靠骨骼化石辨认，农业起源可以靠作物与工具遗存辨认，唯独文明只能在社会科学的框架里定义，再回到考古材料中寻找支持。有文字的社会通常已经步入文明阶段，要探索文字出现之前的社会，学者只能依赖物质材料——这正是史前考古的工作。
判定标准如何形成
1870年，英国学者卢伯克——「史前时代」概念的提出者——率先从人类学视角讨论物质文化在文明起源中的角色。此后一百多年里，各家先后给出自己的答案：
- 1950年，柴尔德提出识别最早城市的十条标准，被学界视为文明起源判定标准的开端；
- 1958年，克拉克洪提出文明三要素：城镇人口达到5000人、存在书面语言、拥有纪念性仪式中心，满足其中两项即认定为文明；
- 盖尔布把书写列为文明的必备要素，城镇人口与纪念性仪式中心二者取其一即可；
- 1985年，夏鼐依据殷墟考古发现提出三要素：城市、青铜器、文字。
这些方案的共同点是：依据后人对文明的看法，从物质遗存中归纳特征、做取舍，最终形成一份可对照的清单。
清单式标准的局限
清单式标准存在几个难以克服的困难。第一，某一特征在部分社会中存在、在另一些社会中缺失，特征之间的权重也难以统一，研究者的主观取舍会直接影响结论。第二，考古材料是文化系统运作的产品或副产品，反映的更多是社会运作的表象，仅凭现象难以确证一个社会是否真的进入文明阶段。第三，「文明」概念本身带有鲜明的中心论色彩，与殖民史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讨论中华文明起源时不能不警惕这一点。
从标准之争转向社会复杂化研究
鉴于清单式标准的困难，学界主张把注意力转向社会复杂化研究。与判定标准不同，社会复杂化是对社会状态的中性研究：不预设「从蒙昧、野蛮到文明」的进步论，也不预设落后地区必然受先进地区影响而走向文明。这一路径借助假说—检验法寻求因果联系，并把全球民族志与古史传说作为参考框架——古史传说相当于古代的民族志材料，可以放进人类进化的「实验室」中甄别比较。
社会复杂化研究扩展了什么
把社会复杂化纳入文明起源研究，首先扩大了考察对象：文明研究的范围不再局限于农业社会，依赖水生资源的富裕狩猎采集者也被纳入——他们凭借复杂的渔猎技术和紧密的社群组织，在定居生活中发展出等级社会和繁复的艺术。其次扩展了时间与空间：社会复杂化进程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启动，末次盛冰期的资源压力促使人群聚集，引发技术创新与社会重组，在部分地区成为农业起源的前奏；农业起源地区之外的非核心地带，同样值得考察。
从柴尔德的十条标准、克拉克洪的三要素，到夏鼐的城市—青铜器—文字组合，文明起源判定标准走过了百余年的演变。当前的前沿方向，是把焦点从「列清单划线」转向「研究社会如何复杂化」，以可检验的方法重建文明形成的过程。对读者来说，记住一点就够：判定「什么是文明」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清单，城市、青铜器、文字是中国学界最常用的标尺，而它们本身仍在被不断审视与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