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说法，依据的是两套不同的标准：一套衡量文明如何起源，一套衡量文明何时形成。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提出，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各有标准——起源看文化共同体的出现、社会分化的开端和复杂精神观念的产生，形成则看国家的诞生，考古上的物化标志是大型中心城市或都邑的出现。按这一标准，中国在距今约5100年前后，随着良渚、南佐等大型都邑及其宫殿、水利设施的出现，已经进入文明时代；文明起源的时间点则更早，可追溯到距今约8200年前。
「文明」一词的两重含义
「文明」在中国文献中最早见于周代典籍。《尚书·舜典》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周易·乾·文言》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这里的「文明」指人修养文德、社会因礼仪制度而彰明。今天通用的「文明」概念则是对西文 Civilization 的意译，该词源自古拉丁文 Civis，派生词 Civitas 意为公民身份、城市、城邦、国家，19世纪后随西方扩张逐渐指代「先进」社会的状态。中国古代侧重道德修养与礼仪制度，西方侧重物质文化与社会发达程度，两者都承认文明代表社会发展的高级状态。
文明是什么：进入国家阶段的综合文化实体
学界对「文明」的界定有不同维度。摩尔根把文明看作与「野蛮」相对的高级社会发展阶段；梁启超提出五大文明古国，汤因比列出人类历史上的20余种文明。综合来看，国家的出现是界定文明的主要标准。韩建业给出的定义是：文明是进入国家阶段的、包含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文化实体。
文明起源：三方面标准、两个阶段
文明起源的标准包括三方面：一是承载文明的综合文化实体（较大范围的文化共同体）的起源；二是社会复杂化的开端，即出现社会分化与手工业分工；三是复杂精神观念和知识系统的起源。
以这些标准衡量，中国文明起源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约从距今8200年前开始：中国大部地区初步联结为「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出现巫觋首领与普通人的分化，玉器、白陶制作走向专业化，同时出现一元宇宙观、「敬天法祖」信仰等复杂精神观念。第二阶段约从距今6000年前开始：中国大部地区正式形成「早期中国文化圈」，西亚形成「早期两河文化圈」（距今约7000至6000年），埃及形成「古埃及文化圈」（距今约6500年），各地出现大城、大墓、大型祭祀中心和宫殿式建筑，进入前国家社会状态。
文明形成：国家诞生，物化标志是都邑
文明形成的政治学标准是国家的出现。恩格斯指出，国家与氏族组织的本质区别在于「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和「公共权力的设立」。为便于考古实践，学界确立了物化标准：大型中心城市或都邑。柴尔德提出的「城市革命」表明，大型城市建设需要强大的公共权力，必然形成阶级分化与地缘性社会组织；王震中等学者据此提出，都邑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
距今5100年前后：良渚与南佐的实证
按上述标准，距今约5100年前后出现的良渚、南佐等大型都邑，拥有大规模宫殿建筑和水利设施，显示出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出现区域「王权」和地缘关系，表明当时中国已经诞生早期国家。这些国家局限于局部地区，处于「古国」或「邦国」阶段，但「古国」也是国家——不能因为没有出现跨区域国家，就否认中国5000多年前已进入文明时代。距今约4000年进入夏代后，跨区域的「王国」出现，中国早期国家进入新阶段。西亚和埃及迈入早期国家同样在距今5100年前后，文明重大转折也在距今4000年前后。
结论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有明确判定依据：文明起源看文化共同体、社会复杂化与精神观念的萌生，时间可上溯至距今约8200年前；文明形成看国家诞生，物化标志是大型都邑，距今约5100年前后的良渚、南佐等遗址提供了实证。「古国」也是国家，这使「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说法有了考古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