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末（1788—1792 年），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廓尔喀王国两次派兵入侵清朝的西藏地区，甚至洗劫了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乾隆皇帝派大将福康安率一万多人的军队翻越喜马拉雅山反击，一直打到尼泊尔腹地，最终以廓尔喀求和、归还财物告终。这场战争被乾隆列入「十全武功」，但它的真正影响不在军事胜负，而在战后：清朝借此强化了驻藏大臣的职权，并确立了沿用上百年的金瓶掣签制度。
这里先交代三个主角。「廓尔喀」是 18 世纪中叶在尼泊尔地区兴起的王朝，1768 年前后统一尼泊尔大部，首都在阳布（今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驻藏大臣」是清朝派驻西藏的最高军政长官，设立于雍正年间，名义上代表中央监督西藏事务。「乾隆」是清朝第四位皇帝，1735 年至 1796 年在位，这段历史就发生在他执政的中后期。
起因：银钱纠纷、欠款与一场家庭纠纷
战争的导火索并不宏大。当时西藏市面上流通的银钱，多由尼泊尔代铸，廓尔喀人认为西藏支付的银钱成色（含银量）不足，要求重铸并补偿；而西藏地方政府（噶厦，藏语里指管理西藏日常政务的行政机构）拖欠廓尔喀商人的货款，迟迟不还。
火上浇油的是人事纠纷：六世班禅（藏传佛教地位最高的两大活佛之一，驻锡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兄弟沙玛尔巴，因为争夺财产失败，逃到尼泊尔，不断鼓动廓尔喀人入藏劫掠。商业纠纷叠加个人恩怨，战争就这么打起来了。
两次入侵：从边境失守到圣地被劫
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廓尔喀首次入侵西藏，占领聂拉木、济咙等地。清廷派军弹压，但驻藏大臣和当地官员怕战事扩大，瞒着朝廷私下议和，答应每年支付三千锭白银，廓尔喀暂时退兵。
然而西藏地方根本拿不出这笔钱。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廓尔喀人认为受了欺骗，再度大举入侵，这次直接打到日喀则，攻入扎什伦布寺——班禅的驻锡之地、藏传佛教圣地——把寺内财物洗劫一空。消息传到北京，乾隆才意识到西藏局势远比他以为的严重：驻藏大臣隐瞒实情、私自议和，帝国的信息和决策链条双双失灵。
远征：清军翻越喜马拉雅山
乾隆决定大举反击。他任命福康安为大将军、海兰察等为参赞大臣（参赞大臣是协助主帅的高级参谋军官），调集满、汉、藏、蒙古各族军队约一万余人，从青海、四川两个方向进藏，自日喀则出发，分路翻越喜马拉雅山，夺取廓尔喀边境堡垒，深入尼泊尔境内数百里，连战连捷，一度逼近廓尔喀都城阳布。
军事上清军确实能打，但这场远征也到了极限：高原反应、严寒、补给线越拉越长，火器和骑兵的优势在深山河谷里发挥不出来。廓尔喀提出归还扎什伦布寺财物、承诺永不入侵，乾隆顺势同意议和。喜马拉雅山这道天险决定了清军的战略只能是「以打促和」，而不是征服。
战后：驻藏大臣改制与金瓶掣签
战争最深远的影响在战场之外。乾隆借此整顿西藏治理：失职官员从严治罪，私自议和的驻藏大臣巴忠自杀，保泰等人被查办；随后重新修订《钦定藏内善后章程》，把驻藏大臣的职权写实——监督达赖、班禅转世认定，核查财政收支，管理边防驿站，处理对外事务，实质上把驻藏大臣从「联络员」变成了「总督」。
章程里流传最广的制度是金瓶掣签（掣签即抽签）。过去达赖、班禅——藏传佛教地位最高的两位活佛，分别驻锡拉萨和日喀则——转世灵童往往由上层喇嘛或家族指定，容易产生争端和权钱交易。新制度规定：寻访到转世灵童后，把候选者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放入金瓶——金瓶分别供奉于拉萨大昭寺和北京雍和宫——由驻藏大臣与僧俗官员共同抽签确定。这套制度把转世认定的最终决定权收归中央，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
十全武功的成色
乾隆把这仗计入「十全武功」——他对自己一生十次重要军事行动的总结性称号。但相比平定准噶尔、回部等战事，廓尔喀之役的规模、难度都小得多：清军没有占领尼泊尔，没有改变当地政权，只是恢复了战前状态。据估计，此役耗费白银数百万两，战后清朝又在西藏增派驻防点，军事上的胜利转成了持续的财政负担。
廓尔喀之役的真正意义，是它让清朝以一场胜仗为代价，完成了对西藏治理体系的紧急修补。此后几十年，驻藏大臣权力明显上升，金瓶掣签制度沿用至民国，西藏与清朝中央的关系相对平稳。但这场战争也划出了帝国治理的边界：清军赢下了战役，却背上了更重的治理负担；清朝加强了上层控制，却没有改变西藏政教合一（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合一）的基层结构。这场边境战争检验的，是一整套治理体系的成色——这才是它被反复提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