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公元 755 年至 763 年唐朝（618—907 年）境内爆发的一场大规模内战：边防将领安禄山、史思明先后起兵造反，与唐朝中央军队打了整整八年。这场战争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战乱之后，唐朝虽然又延续了一百四十多年，却再也没能回到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地方武将割据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今天仍然值得了解它，是因为它的起因、经过与后果，集中暴露了一个庞大帝国在巅峰期隐藏的制度问题。
盛世之下，节度使掌握了半个华北的兵权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前期（712—741 年，年号开元）是唐朝最繁荣的时期，史称「开元盛世」。但盛世之下，军事制度已经悄悄改变：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士兵平时种田、战时出征，武器粮草自备，国家不养常备军；天宝年间（742—756 年）府兵制废止，改为募兵制——国家出钱招募职业军人，当兵成了谋生职业。
募兵制的直接后果，是边境节度使势力暴涨。节度使是唐朝设在边境的军区长官，集一地的军事、财政大权于一身，相当于今天的大军区司令兼任地方省长。安禄山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他出身粟特与突厥混血的胡人家庭（粟特是生活在中亚、擅于经商的民族，突厥是北方游牧民族），732 年被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收为养子，此后步步高升，到 751 年已身兼范阳（今北京一带）、平卢（今辽宁朝阳一带）、河东（今山西太原一带）三镇节度使，手握大约 15 万到 18 万精锐边军，约占当时唐朝总兵力的三分之一。
手握重兵的安禄山与当朝宰相杨国忠矛盾尖锐：两人在李林甫任宰相时曾是政治盟友，李林甫去世后因争夺权力反目成仇。755 年十一月，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大军南下，安史之乱爆发。
起兵两年，攻陷两京并称帝
叛军南下速度极快：渡过黄河后接连攻下陈留、荥阳（今属河南），同年十二月攻陷东都洛阳。756 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另立中央。
756 年六月，叛军攻破潼关——长安东面的最后一道咽喉要塞。唐将哥舒翰率约二十万主力出关决战，在灵宝（今河南灵宝一带）遭叛军精骑包抄，主力溃败。潼关一失，首都长安门户大开，唐玄宗连夜出逃，前往蜀地（今四川）。叛军随即攻陷长安——这是唐朝立国以来都城第一次被攻破。
叛军内讧：八年里两次儿子杀父亲
攻下两京之后，叛军的势头被自己人打断。757 年正月，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指使亲信刺杀——安庆绪担心储位不保，抢先弑父自立。同年九月，唐军在回纥（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汗国，位于今蒙古高原）骑兵援助下收复长安。
安庆绪威望不足，又被唐将郭子仪等收复洛阳，被迫退守相州（今河南安阳一带）。此时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羽翼已成，759 年，史思明以「弑父之罪」处决安庆绪，接管大燕政权，自称皇帝。然而历史再次重演：761 年，史思明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害。763 年正月，史朝义兵败自缢，持续约八年的安史之乱正式结束。八年里叛军高层两次发生「子杀父」，内讧不断，始终无法形成统一指挥，这是战乱得以平定不可忽视的原因。
睢阳之战：一场拖住叛军的守城战
战乱中几场战役决定了局势走向，最著名的是睢阳之战。756 年起，唐将张巡、许远率城中军民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一带）长达十个月，叛军先后投入兵力号称十八万，由安庆绪任命的河南节度使尹子奇率十三万大军围攻。城破后张巡、许远殉国。这场苦战的价值在于：睢阳是叛军南下夺取江淮（长江下游的富庶产粮区）的必经通道，守住睢阳，就保住了唐朝的财赋命脉，为唐军组织反攻争取了时间。
战乱平定，割据长留
安史之乱结束后，唐朝中央对残余叛军采取招降策略——这与西北吐蕃（青藏高原上的政权）的军事压力有关，唐朝必须尽快腾出手来。投降的叛军将领就地留任节度使，盘踞在河北的魏博、成德、幽州三镇，史称「河朔三镇」。这三镇形同国中之国：节度使家族世袭，赋税自留，军队自养，唐朝中央一百多年都拿他们没有办法。藩镇割据由此成为唐朝后半期的常态。
战乱还留下深远的痕迹：两京（长安与洛阳）先后被叛军攻占、反复易手，洛阳破坏尤重；唐肃宗曾下令更改长安城中带「安」字的地名，以示对安禄山的痛恨；安史之乱成为唐诗的重要主题，白居易《长恨歌》中「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写的正是这场变乱。
它留给我们什么
安史之乱常被概括为一句话：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它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八年战乱的惨烈，更因为它暴露了一个问题——**当中央对地方武将失去约束，盛世可以在短时间内崩塌。**河朔三镇的割据格局从 763 年延续到唐朝灭亡（907 年），此后一百多年里，「节度使造反」反复上演。读安史之乱，读的不只是一场战争，更是中央与地方权力如何平衡这一贯穿中国历史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