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度到东非：元明两朝把海上丝绸之路推向最远

海上丝绸之路出现于秦汉，唐宋时期兴旺，到元明两朝达到鼎盛。它最远的一段航程出现在元明之际：中国商船和海船第一次大规模越过印度半岛南端，驶入波斯湾，直抵非洲东岸。此前宋代的商船大多以印度西南的马拉巴尔海岸为终点。航程终点的后移，是海上丝路在元明两朝最实质的变化。

汉代就有的航线，终点在印度

《汉书·地理志》留下了最早的一条完整航线记录：商船从日南（今属越南）、徐闻（今广东徐闻县西）、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出发，向南行驶五个月到都元国（今马来西亚），再船行四个月到邑卢没国（今缅甸沿海），又二十余日到谌离国（今缅甸沿海），上岸步行十余日到夫甘都卢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再船行两个多月到黄支国（今印度）。船上配有「译长，属黄门」，带着黄金和丝织品出海贸易。这条航线的最南端，已经到达印度半岛南端。

东汉桓帝时，当时的罗马帝国（汉称「大秦」）派使者进献象牙、犀角、玳瑁，这是欧洲经海路与汉朝建立往来的记载。

唐代广州有居民约 25 万人，其中外国人 1 万多人，城北门外至今留有「回回坟」遗址。

两宋的泉州更加繁盛，李邴以「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写出当时商贾云集的景象。

元朝越过印度，商船进入波斯湾和东非

宋代的海外贸易虽然发达，但多数商船「以马拉巴尔海岸为终点，少有西航入波斯湾者」。到了元代，进入波斯湾的中国商船已比比皆是，有的还开到东非沿岸。元人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提到的「层摇罗」，就是东非海岸附近的一处岛屿。

元朝用开放政策推动海上贸易。忽必烈把「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定为国策，至元十五年（1278）派使者携十通玺书出海「招谕诸藩」，泉州市舶司（当时管理海外贸易的官署）也传谕海外客商「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这些措施立见成效，南海和印度洋的商船纷至沓来。位于斯里兰卡北部与印度半岛南部的马八儿屿，因占据东西方航路交会的位置，一度成为印度洋上的商业中心。

汪大渊曾两次随船出海，沿海上丝路游历 220 个地区和泊靠点，这个数字是后来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所记地区的十倍。他留下的《岛夷志略》，记录了当时海上丝路范围之广。

郑和下西洋，把官方航程推向非洲东岸

郑和下西洋在元朝基础上再进一步。船队通常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到福建五虎门，南下占城（今越南南部），经满剌加（今马来西亚）、爪哇，穿过马六甲海峡往西，前三次航行的终点是印度半岛南端的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从第四次起，船队越过印度半岛南端，到达波斯湾沿岸，此后又横渡印度洋，直达红海口和非洲东岸。

郑和船队是官方组织的贸易交流，带回的不只是物产，还有技术和文化层面的往来。明永乐五年（1407）首次航行回国，琉球、安南、暹罗、日本等地遣使前来；永乐十七年第五次出使带回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使者；永乐二十年第六次出使后，「十六国」遣使 1200 人进贡方物到京城。

航路沿线的定居与技术传播

中国人在航路沿途定居下来。马欢记载爪哇的「新村」本名革儿昔，原是沙滩之地，因中国人来此定居而得名，村主是广东人，有千余家，各地番人多到这里买卖。中国人带去先进技术和文化，对沿路不同区域之间的交往产生了长远影响。

元明两朝的海上丝路，使船队的终点从印度延伸到波斯湾和非洲东岸，贸易范围、商品种类和人文交流的规模都超过唐、宋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