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文献中的汉字：三种载体与三类书写方式

汉字出现在回鹘文献中并非零星现象，而是覆盖碑铭、写本、题记三类载体，并以合璧书写、夹写汉字、直书汉字三种方式使用。这是回鹘人接触、吸收、融合中原文化的直接文字证据，也是中华文明内部民族交融的实物记录。

汉字的三种载体

回鹘文献中，汉字留存于碑铭、写本、题记三种载体。碑铭用于记录重大事件，起记事、颂德、纪功、传教的作用，汉字常与其他文字合璧书写：《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为汉字、回鹘文两体合璧；《九姓回鹘可汗碑》为汉字、突厥文、粟特文三体合璧；居庸关过街塔六体文字石刻和莫高窟六体文字真言碑汇集包括汉字在内的六种文字。

写本中的汉字更为常见。佛教典籍《阿含经》系列、《阿毗达磨俱舍论》《华严经》《说心性经》《俱舍论颂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以及蒙学经典《千字文》、回鹘社会经济文书，都保留着汉字。译事典籍《高昌馆课》《高昌馆杂字》中，汉字与回鹘文形成对译体系，汉字是核心书写文字之一。

题记兼具纪事、标识与纪念功能。吐峪沟26窟B室题记、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9窟（现第20窟）题记，均为汉字与回鹘文合璧书写。

汉字的三种使用方式

回鹘人根据语言特点、用字功能和使用场景，采取了三种不同的用字策略。

第一种是合璧书写，即汉字与回鹘文或其他文字共同书写。碑铭常把汉字部分刻于碑阳，显示出汉字的突出地位。写本中元代的《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佛名经》、明代的《高昌馆课》《高昌馆杂字》也采用合璧书写。

第二种是夹写汉字，即在回鹘文书写中夹杂汉字，多见于翻译类写本，具体分四种类型：

• 对照翻译型：先写汉文原词句，后附回鹘译文。回鹘文《增壹阿含经》中的「思维法观」「无事不练」「语常含笑」等，就是译者引录的汉语术语，后面都附有语义完全对应的回鹘译文。
• 语法融合型：汉字直接与回鹘语词语组合，缀加回鹘语附加成分，成为语句的必要部分。回鹘文《俱舍论颂疏》Or.8212（108）号写本第34a页残片的13行内容中夹写了127个汉字，译者不作翻译直接放入回鹘语译文，属于语码混用；这些汉字按回鹘语训读模式缀加附加成分，便于诵读者借助熟悉的语音习惯关联汉字语义。
• 文意补加型：译者根据上下文自行补充原文没有的汉字。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在问句前写「问」、答句前写「答」，在另一种译法前写「又」，用汉字帮助梳理文义。
• 信息标识型：用汉字标注标题、叶数、译者姓名等信息。回鹘文《华严经》残片保留汉字「华」，反面有汉文叶数「十七」；回鹘文禅宗文献残片版心上写有翻译家「胜光法师」的名字；回鹘文《说心性经》中「心」字通篇出现132次，突出文献主旨。

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夹写方式也不尽相同。回鹘文《千字文》有的版本只写每行首字起提示作用，有的仅在翻译专有名词时用原文或先音译再夹写，有的用回鹘文音写汉字再附译文。

第三种是直书汉字，即直接用汉字书写。柏林藏吐鲁番文献《佛说法宝礼》第15至17行有回鹘语burxan（「佛」）字样，其汉文部分出现「上字须弥山如」这类回鹘式词句——按汉语不易理解，按回鹘语的语法和思维习惯则可读通，反映了回鹘人使用汉字时受母语影响产生的负迁移。

汉字是民族交融的文字实证

回鹘文献中出现汉字，背景是回鹘与中原地区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丝绸之路的繁荣促进了各民族往来，中原的生产技术、文化典籍、艺术形式吸引回鹘人学习借鉴。回鹘人以合璧书写、夹写汉字、直书汉字等方式接触和使用汉字，既展现了对中原文化的学习与接纳，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交融留下了可查验的文字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