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出土于湖南龙山里耶古城的约 3.7万枚简牍，总计20余万字，长期被称为「里耶秦简」，被誉为「秦代县级百科全书」。这批档案并非清一色的秦朝文书。研究者在比对简牍的计时书写方式后发现，其中混有楚国官方文书与秦楚交替时期的档案，更准确的定位应是 「楚秦合简」。
判断依据来自计时格式：秦式文书与楚式文书在月名、朔日标注与纪年方式上存在系统性差异，而这两套写法在里耶简牍中同时出现。
秦式计时：数字月名加朔日
秦统一六国后推行标准化政策，历法统一是其中一环。秦国以月亮运行周期为基础推算每月朔日，行政文书形成固定格式：先列年份月份，继之以本月朔日干支，最后注明当日干支。简9-2344 所载「卅三年六月庚子朔丁巳」即典型秦式写法——一个「朔」字就是秦朝标准化行政的印记。秦朝建立后，这一制度更趋严密：标注朔日之外，推行「水下百刻制」把一日精确到刻，并以「端月」取代「正月」避讳秦始皇之名。
楚式计时：事名月与缺失的朔日
并非所有简牍都循此格式。残简9-2330 的计时方式与秦制明显不同：「献马之月己未之日」。「献马之月」不是秦式数字月名，而是楚国特有的「事名月」——以当月重要祭祀或农事活动命名月份，据学者考证约为秦历九月。同类月名在楚地出土文献中并不少见，如「刑夷之月」「冬夕之月」。一枚简牍出现楚式月名，说明它很可能出自秦人接管此地之前的楚国官方，或至少保留了楚国计时传统的印记。
另一枚计年简提供了直接证据。简9-947 载「自占，昭王卌二年产」——「昭王」即秦昭襄王，其四十二年为 前265年，比秦军接管迁陵县的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早了 43年。彼时此地尚属楚国黔中郡辖境。史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司马错率军从巴蜀沿乌江、酉水攻入黔中，此后秦楚两国在湘西反复拉锯，黔中郡数次易手。这枚简没有标注朔日，与9-2330「献马之月」简共同指向一种不标朔日的计时习惯。
判别线索与时间分界
由此可以得到可操作的判别线索：计时中带「朔」字、使用数字月名的简牍为秦简；使用楚式「事名月」的简牍，以及虽用数字计年但缺朔日、年份早于秦王政二十五年的简牍，大概率属于楚简或保留楚国计时习惯的文书。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是一道时间分界。此年之后，秦历全面推行，朔日标注、水漏计时、端月避讳成为行政文书的固定格式；此年之前埋入古井的简册，呈现出另一种计时面貌。
三个认识方向
其一，定名需要再斟酌。简9-947 的存在把这批材料的时间上限提前了40余年——早于秦朝治理迁陵，是秦楚拉锯时期的产物；简9-2330 以「献马之月」计月，直接体现楚国文化传统。另有简8-757 明确记载「今迁陵廿五年为县」，承认秦王政二十五年是迁陵成为秦县之始；简5-5 上的楚国文字合文「迁陵」与楚制官名「县公」，是目前所见里耶出土最早的行政文书，证明楚人早已在此设县治理。因此，这批材料更准确的定位是涵盖战国楚、秦两国乃至秦朝地方行政档案的「楚秦合简」。
其二，郡县制的推行并非始于秦朝。迁陵县不是秦朝新建，而是从楚国接管，简5-5 上的楚文字「迁陵」与「县公」提供了直接考古证据。这说明秦朝郡县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六国既有地方行政遗产的继承、整合与改造，从分封到郡县的转型是一个涉及多国实践、更为漫长的渐进过程，而非一次性的制度颠覆。
其三，秦楚两套计时体系存在系统性差异。月名上，楚用承载祭祀与农事文化内涵的「事名月」，秦用纯为行政便利的数字月；计时精度上，楚用十二时段制、划分粗略，秦推行「水下百刻制」精确到刻；纪年方式上，楚兼用大事纪年与王年、地方色彩浓厚，秦统一采用帝王年号。简9-2330 与标准秦简的并立，正是两种文化传统在里耶这一空间交叠的物质遗存。秦王政二十五年后，秦历在官方文书中全面推行、楚历被废止，但行政制度的更替不等于文化记忆的消除：秦末张楚政权曾在部分地区恢复楚国计时旧制。
命名修正的学术意义
目前已刊布的里耶简牍只是一号井第五、六、八层等部分层位的遗存，更深层位与整个遗址还有大量简牍等待发掘。厘清「秦简」与「楚简」的判别标准，避免把混合档案笼统归为「秦朝简牍」，是尊重出土文献自身属性的必要步骤。
对读者来说，最值得记住的一点是：里耶简牍不是一堆扁平均质的秦朝遗物，而是层累形成的多层文本——看到「里耶秦简」字样时，应意识到其中混有楚国文书；秦朝的大一统并非在白纸上作画，而是在六国留下的制度底色上进行的统合与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