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至1987年，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央官署遗址出土骨签6.4万余枚，其中有字骨签5.7万余枚。这批骨签记录着从汉武帝初年到西汉末年兵器的制造者、管理者与验收信息，是「物勒工名」制度在汉代的巅峰之作。它的核心变化只有一点：记录载体从器物本身，移到了脱离器身的骨签上，「物勒工名」由此从器物的物理痕迹，变成中央武库档案系统的组成部分。
「物勒工名」的条文与早期形态
「物勒工名」一词最早见于《礼记·月令》：「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意思是把工匠名字刻在器物上，用以考察其是否诚信尽责，产品不合格就追究责任。
商周时期青铜器已有铸刻文字的传统，但铭文中的人名大多是器物的所有者，而非制作工匠。例如「齐侯作虢孟姬良女宝匜」中的齐侯、「越王勾浅自作用剑」中的越王勾践，都是器物主人。
真正把制作者名字刻上器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战国兵器铭文中相当常见。九年相邦吕不韦戈的铭文写道：「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宣，东工守文，丞武，工极，成都。」从相邦到蜀守、工官、丞、工匠，参与制造的各级官吏和工匠全部记录在案，制造地点也一并写明。可见「物勒工名」在战国时期已经相当成熟。
秦代将这一做法写入律法。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工律》规定「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之」；《效律》进一步规定「公器不久刻者，官啬夫赀一盾」，公家器物不按规定刻记标记，负责的官啬夫要被罚一面盾牌。「物勒工名」由此成为秦代标准化生产的操作规范。
未央宫骨签：脱离器身的记录载体
传统的「物勒工名」刻在器物表面。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细孔流铜鼎刻有「左使车（库），工蔡」；战国秦国的标准衡器高奴禾石权正面铸有「三年，漆工、丞诎造，工隶臣牟。禾石，高奴」。
未央宫骨签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完全脱离了所记录的兵器。骨签多为2枚一组，每组刻有凹槽且位置相反；刻文分为四类：A类记年代、工官或官署名称及各级官吏工匠之名，B类记弓弩射程，C类著录兵器代号与数量，D类记弓弩张力。完整的一件兵器，著录信息由2组共4枚骨签构成，例如AC一组、BD一组。
整理者在《未央宫中央官署遗址出土骨签报告》中确认，骨签与遗址内出土的兵器、军备没有对应关系，存放骨签的房屋中并未发现骨签刻文涉及的兵器。骨签是独立存放的文书档案，不是挂在兵器上的标签。
这一分离带来了实质变化：传统刻文随器物损毁而消失，骨签作为独立文书，即使所记载的兵器早已损毁，记录依然完好。部分骨签在中央官署保存了上百年。
从质量责任书到中央库存档案
在生产环节，骨签是地方工官的质量责任书。河南工官、南阳工官、颍川工官等地方工官制造兵器时，把各环节负责人的姓名刻上骨签，产品质量与官员、工匠的考核直接挂钩。
武器入库后，骨签的性质随之改变。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工律》规定：领用武器必须先登记器物上的标记，按标记收还；缴回时没有标记、或标记不属于该官府的，一律没收归官，并依《赍律》责令赔偿。汉承秦制，武库兵器的领用同样有严格登记。中央官吏核验骨签与实物，确认工官上缴兵器的数量和质量；兵器调拨时，骨签就是核对库存、办理出库手续的依据。
研究还提出另一种解释：骨签是刻意截取的骨质弓弭末端，性质是某种校准样本，在更换弓弭、校验弓弩张力时提供实物参考。无论作为库存档案还是校准样本，骨签都是汉代「计文书」在武库兵器管理中的具体体现。
从行业自觉到行政管理制度
「物勒工名」的记录方式由简到繁，行政管理层级逐步增加。从「陶工依」这样单个工匠的署名，到十一年蔺令矛「蔺令肖狈、下库工师臤石、冶人参」记录工师、冶人等多个层级，制度不断完善。
骨签反映的层级变化尤为清晰：汉武帝初年是「工官令—丞—作府（啬夫）—工」四级管理，到汉昭帝时期已发展为「工官令—丞—守丞—护工卒史—令史—作府啬夫—佐—冗工—工」九级排序。职位排序也在变动：骨签5323记载「始元二年，颍川工官令广，守丞圣，护工充，令史武，作府佐定，冗工毕，工宽造」，其中「护工」（卒史）一职到始元三年已经明显高于工官令，并长期保持。
结语：一套生产管理手段
从商周青铜器上的族徽，到战国兵器的实名铭刻，从秦律的明文规定，到未央宫骨签的档案化管理，「物勒工名」的演变呈现出一条清晰主线：载体从器身走向文书，功能从质量追责走向库存管理，性质从手工业的行业自觉走向官僚体系的行政管理制度。它不只是道德诚信约束，更是一套官僚体制下的生产管理手段——这正是6.4万枚骨签留下的核心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