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1644—1912)官员出门,坐轿还是骑马,从来不是个人喜好,而是国家制度:坐什么轿、用几个轿夫、轿顶什么装饰、马具用什么颜色,都有明文规定。基本原则是——爵位品级越高,越有资格坐大轿;武将和满族大臣则原则上必须骑马。这套制度既是古代「舆服礼制」(用车马服饰区分身份等级的传统)的延续,也藏着清王朝「以骑射立国」的立国逻辑。回看它,既能看清清朝如何用出行方式管理官场秩序,也能看到一套制度如何在现实面前一步步失效。

明清以前的规矩:官员原则上一律骑马

轿子古代称「舆」或「肩舆」,是人力抬行的工具,坐起来舒适,但耗费人力,长期被看作特权与安逸的象征。唐宋时期,官员上朝、出使原则上都必须骑马,只有雨雪天气或皇帝特恩才允许乘轿。明代前期延续这一原则,明景泰四年(1453)才放宽为「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可以坐轿」,四品以下和武职仍被禁止。到明中后期,官员乘轿已成风气,禁令屡禁不止。

品级决定轿子:顺治九年定下的出行图谱

清军1644年入关后继承了明代制度,并细化为系统的品级规定。顺治九年(1652)定例:亲王、郡王、贝勒坐八人轿;贝子以下、辅国公以上坐四人轿(贝勒、贝子是清代宗室爵位,相当于「王爷」以下的等级)。汉人文官中,三品以上在京可用四名轿夫、出京八名,轿顶用银装饰;四品以下在京两名轿夫、出京四名,轿顶用锡。轿夫(古称「舁夫」)数量成为品级的刻度:地方总督、巡抚(省级最高长官)配轿夫八人,司道官员以下配四人,其余杂职一律骑马。

连马具都有等级:四品以上官员的马才能挂「繁缨」(马脖子上的装饰缨穗);缰绳颜色按身份区分,宗室亲王用金黄色,贝勒、贝子用紫色。

骑射立国:满人骑马、汉人坐轿的制度逻辑

满族以骑射起家,顺治帝说过:「我朝之定天下,皆弓矢之力也。」(清朝能打下天下,靠的是弓箭的力量。)因此清代把骑马射箭看作立国之本,把坐轿视为贪图安逸的汉人习气,对满族大臣和武职官员乘轿限制尤严。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下令裁革都统、将军、提督(八旗与绿营的高级武官)的乘轿资格和轿夫编制,一律骑马。理由很直白:武将自求安逸,官兵的武艺就无法精熟。

禁令也讲变通:年过六旬、实在骑不动马的官员可以奏请坐轿;南方山高路险、马匹稀少的地区(如贵州),也获准使用小轿。

紫禁城骑马:皇帝给大臣的恩赏

清代最特殊的出行待遇是「紫禁城骑马」——皇帝赏赐大臣在皇宫内骑马。紫禁城即北京故宫,是皇帝办公居住之地,宫内骑马本是宗室王公才有的资格,后来成为皇帝对老臣、重臣的最高恩赏之一。据清朝历朝《实录》(皇帝在位大事的官方编年记录)统计:乾隆朝118人获赏,嘉庆朝68人,道光朝155人,咸丰朝155人,同治朝84人,光绪朝232人,最后一位是宣统元年(1909)获赏的云贵总督李经羲。

不少受赏大臣其实骑不动马:年老体弱的满臣、本不擅骑马的汉臣,只能让人牵马在前、自己随行于后。嘉庆帝后来不得不允许这类大臣改坐肩舆进紫禁城。

名存实亡:禁令与变通的反复拉锯

尽管禁令一再重申,清代官员坐轿的风气始终没有刹住。地方武职官员照样私设轿夫,乾隆帝为此革职查办过杭州将军伊灵阿、副都统刘扬。到清末,八旗子弟连骑马射箭也荒废了,被视为满洲根本的骑射名存实亡。乾隆帝曾说,满洲臣仆把紧要技艺全行废弃,竟与汉人无异。

出行方式在清代从来不只是交通问题:轿子的大小、马具的颜色是权力的刻度,「满人骑马、汉人坐轿」的划分是民族认同的体现。一个把立国之本押在骑马射箭上的王朝,最终没能靠禁令留住传统,也没能跟上时代的变化——这正是清代出行制度留下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