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中国与中亚的交往，钱币留下了最完整的实物记录。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铸造的五铢钱，在中亚费尔干纳、撒马尔罕等地大量出土；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铸造的开元通宝，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吉尔吉斯斯坦科拉斯纳亚·瑞希卡和肯布伦等遗址均有发现，粟特诸国还以它为原型仿铸了带粟特文的版本。反方向，萨珊波斯银币、拜占庭钱币、阿拉伯钱币也经由中亚流入中国。双向流通与相互仿铸，是汉唐时期中国与中亚文明交流的物质实证，也说明中亚在中国与西亚、地中海世界之间扮演着枢纽角色。

两汉：五铢钱西传中亚

两汉钱币经历了从分散到统一的过程。汉初恢复经济，允许民间铸造榆荚半两；文景时期推行四铢半两钱，实行官督民铸的「称钱衡」制度，钱币的外观与重量逐步标准化。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始铸五铢钱，此后成为汉代统一制式。王莽改制时期发行多种虚值大钱，东汉建立后，五铢钱的标准重新确立。考古发现显示，中亚的费尔干纳、撒马尔罕等地出土了大量五铢钱和王莽时期的货泉，与西域都护府设立后中国同中亚诸国政治、经济联系的加强互为印证。

中亚造币体系在此之前已有自己的根基。公元前3世纪以前，中亚先后受亚历山大及其继业者塞琉古王朝控制，希腊式钱币成为当地造币的原型。公元前3世纪，粟特人以亚历山大、安条克一世、欧泰德穆斯钱币为原型大规模造币，正面是国王头像，背面是希腊神祇像，材质以银为主。《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中亚人「善市贾，争分铢」，商业是当地的传统强项。安息（帕提亚）钱币「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币面随国王更替更新。贵霜钱币也经中亚传入中国，新疆和田曾受其影响，打制了带有马图案的汉佉二体钱。

魏晋南北朝：萨珊银币东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政权更迭频繁，商品经济一度退到以布帛、谷物为一般等价物的状态，但各政权仍积极铸钱，币制从五铢钱向年号钱过渡：出现了以「大夏真兴」为代表的国号钱、以「汉兴」为代表的年号钱和吉语钱，币文突破了以「铢」「两」计重的惯例。

「粟特」一词在汉文史料中首见于《魏书·西域传》：「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以康国为首的粟特诸国频繁遣使，同北魏、西魏、北周乃至梁朝交往。3世纪中期至6世纪中期，中亚先后受萨珊波斯、嚈哒和突厥统治，粟特人以萨珊波斯银币为原型造币，正面是国王头像，背面是祭火坛。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发现了大量萨珊波斯钱币和以卑路斯钱币为原型的仿造币；中国境内同样出土了大量萨珊波斯银币，这些钱币很可能由粟特人、波斯人和嚈哒人带入——他们是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世界贸易网络中的重要中介。

隋唐：开元通宝在中亚的仿铸

隋朝统一后，隋文帝铸新五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统一了货币体系。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始铸开元通宝，开启宝文钱时代。《隋书·裴矩传》记载了从敦煌到西海的通道：中道经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再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在这条通道的另一端，开元通宝出现在撒马尔罕、片治肯特、奇姆肯特、科拉斯纳亚·瑞希卡、肯布伦等遗址，粟特诸国以它为原型仿铸中国式钱币，包括「开元通宝背粟特文」这样的品种，是中国钱币文化辐射中亚的例证。

698年，阿拉伯帝国推行货币改革，禁止钱币上出现图像，但东方地区的造币厂继续铸造阿拉伯—萨珊波斯过渡钱币，这种局面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中国境内发现的粟特仿中国式钱币、萨珊波斯钱币、拜占庭钱币和阿拉伯钱币，印证了这一时期更深层的贸易往来与民族交往。

五处窖藏：横跨欧亚的货币网络

在中国与中亚，考古学家发现了多处大体同时期的钱币窖藏：中国何家村窖藏、乌兹别克斯坦坎卡窖藏、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窖藏、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窖藏、吉尔吉斯斯坦科拉斯纳亚·瑞希卡窖藏。这些窖藏几乎涵盖了来自中国、中亚、西亚和地中海世界的各类钱币，说明以商贸为纽带的货币流通，把各个区域、各个民族、各个文明连成了一体。

把两汉到隋唐的钱币往来放在一起看，结论是清楚的：中国钱币西传中亚并被仿铸，是中国文化向外辐射的体现；安息、贵霜、萨珊波斯、拜占庭等域外钱币经由中亚进入中国，则说明中亚是连接中国与西亚、地中海世界的枢纽。一枚钱币两面通行，汉唐时期中国与中亚的交往，从来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双向的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