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古代地中海世界的霸主,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西半部于公元476年灭亡,东半部延续到1453年——正处于鼎盛期。但此后的几百年里,三场跨大陆的大瘟疫和一次持续约150年的气候变冷先后降临,帝国每一次都挺了过来,却一次比一次衰弱。气候史与疾病史研究认为,疫病与气候突变是罗马由盛转衰过程中的关键推手;这段历史也提醒今天的世界:高度繁荣、高度连通的社会,恰恰是病菌最容易引爆的地方。

帝国崛起依靠的“气候红利”

罗马的强大建立在农业之上。公元前后的数百年间,地中海地区温暖、湿润、稳定的气候让农作物连年丰收,国家税收充足,军队和官僚体系得以正常运转,帝国因此能控制从今天的英国到埃及的广阔疆域。气候史研究者把这段时期的有利天气称作帝国的“气候红利”:适宜的气候支撑起经济,经济又支撑起政治和军事。

但好气候不会永远持续。当帝国四周出现日耳曼人、波斯人等强敌时,气候开始转劣,帝国的力量也随之被削弱。

第一场:安东尼瘟疫(公元2世纪)

公元165年前后,一场大瘟疫在帝国军队中爆发,并迅速传遍各地。因为疫情发生时正值安东尼王朝(公元138—192年统治罗马的王朝)执政,后世称之为安东尼瘟疫。流行病学研究推测,它可能是天花病毒——一种通过空气和接触传播、能在皮肤留下痘疤的烈性传染病——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出现。

罗马城人口密集、商路四通八达,病菌传播极快。帝国虽然挺过了这场瘟疫,但人口大量损失,财政和军事元气大伤,从此再未恢复全盛时期的霸权。这是帝国衰落的第一个转折点。

第二场:公元3世纪的神秘大瘟疫

公元3世纪中期,又一场来源不明的大瘟疫袭来,现代研究者常称其为西普里安瘟疫(以当时一位留下记载的主教命名)。这场瘟疫让帝国陷入混乱:几十年间皇帝频繁更替,货币贬值,旧的社会结构瓦解。

混乱中也有了新事物:新皇帝、新货币,以及迅速传播的基督教。当时的人们在旧神无力庇护的情况下转向新信仰,基督教在这场大疫之后赢得大量信众,并在随后的世纪里成为帝国的主流宗教。

第三场:查士丁尼瘟疫(公元6世纪)

公元6世纪,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史称东罗马帝国,也叫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即今天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迎来中兴之主查士丁尼皇帝(公元527—565年在位)。他出兵收复了北非、意大利等西罗马故土,眼看就要重建统一的大帝国。

公元541年起,一场由鼠疫杆菌(一种通过跳蚤叮咬传播、能引发高烧和淋巴结肿胀的烈性病菌)引起的瘟疫席卷帝国,并反复流行数十年,史称查士丁尼瘟疫。它直接打断了查士丁尼的复兴计划,帝国人口损失据估计接近一半;14世纪曾夺走欧洲约三分之一人口的黑死病大流行,也常被研究者追溯到这场瘟疫开启的鼠疫循环。东罗马帝国此后又延续了近千年,但再也没有力量恢复查士丁尼时代的版图。

气候突变与瘟疫的叠加

这几百年恰恰赶上了地球气候的剧变期。气候史研究显示,公元6世纪30—40年代,地球经历了数千年未见的密集火山喷发。火山灰遮蔽阳光,气温骤降,形成被称为“晚古小冰川时代”的低温期——低温至少持续了150年。农作物歉收、饥荒蔓延,营养不良的人更容易被瘟疫击倒,气候灾难与传染病因此互相放大。

罗马留下的教训

罗马史给现代人的启示很直接:高度城市化、高度连通的生活方式,是病菌理想的传播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再强,自然与微生物也不会遵守人类的规则。今天的人类拥有公共卫生体系、细菌理论和抗生素,比罗马人强大得多,但气候变化与新型传染病的威胁依然潜伏在四周。文明的脆弱点,往往就藏在它最繁荣的结构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