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在1905年9月2日批准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的联名奏请，宣布自1906年起停止科举考试（总督是清代统辖一省或数省的最高军政长官）。从隋朝创制到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延续约一千三百年，至此画上句号。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直接关系无数读书人前途命运的制度变革，宣布停废时全国几乎没有发生大的骚乱，成为清末新政各项改革中落地最平稳的一项。

科举是什么：延续千年的考试选官制度

科举是朝廷通过统一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始于隋朝，此后历代沿用，到清朝已运转千年。它像一条上升通道：平民子弟不靠出身，靠考试就能进入官场。清朝时考试三年一科，分四级：第一级院试，考中称秀才；第二级乡试在省城举行，考中称举人；第三级会试在京城举行，考中称贡士；第四级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中即进士。殿试前三名依次是状元、榜眼、探花，殿试结果两三天后揭晓。

考试内容围绕儒家经典展开。清朝科举的试题出自四书五经——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易》《书》《诗》《礼》《春秋》。应试文章必须按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写，其中四段主体还要两两排比对偶，这种格式固定的文章就是八股文。文章被规定成固定模具，批评者认为它束缚思想，这是后来科举被废的重要原因之一。

科举在社会中的分量极重。陈独秀后来概括：在中国传统社会，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做大官才能发大财，发财才能买田置地、荣宗耀祖。家里生了儿子，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点状元。连婆婆看待媳妇的厚薄，都取决于儿子有无功名。据统计，清代高层官员中仍以进士出身为重：尚书744人中进士出身339人，总督585人中进士出身181人，巡抚989人中进士出身390人。只不过满人入仕照例不走科举，所以进士在高级官员中占比不到一半。

为什么要废：庚子国变后的人才缺口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次日携光绪帝逃往西安。1901年1月29日，慈禧以光绪帝名义颁布变法诏令，宣布实施制度改革以求渡过难关、维持清朝统治，史称清末新政。

新政要推行，首先要有人。旧式科举培养的是熟读经典的文人，新政需要的是懂外语、懂实业、懂国际事务的新式人才。有识之士认为科举不废、学堂难成。后来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直言：教育与政治关系密切，不停科举则学校难成。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的前身。

先办学堂、鼓励留学

停废科举前，清廷先做铺垫。1901年9月，清廷谕令各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因当年是壬寅年，又称壬寅学制），把学校分为7级、修业年限共20年，这是中国首次颁布的近代学制系统，但未具体实施。次年颁布修订后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正式施行，初等教育由10年减为9年，加强师范与外语教学，初步形成中央一级教育行政机构。这所学制与随之而来的科举废止一起，标志中国近代教育体制建立。

同时鼓励留学。1901年9月新政伊始，清廷宣布鼓励公费、自费出国留学，学成回国经考试合格可授功名——功名即秀才、举人、进士这类科举制度的称号身份。1905年7月，金邦平、唐宝锷、曹汝霖、陆宗舆等归国留日学生被分别授予进士或举人身份——新式教育出身开始与科举功名接轨。

中枢博弈：废科举的三道坎

废科举在清廷高层几经周折。军机处是清代实际的中枢决策机构，军机大臣相当于皇帝身边最高级别的决策成员。1901年督办政务处设立后，军机大臣荣禄、王文韶、鹿传霖都反对废科举，只有瞿鸿禨一人赞成。1903年4月荣禄去世，支持改革的力量增强，成为停废科举的契机。王文韶随即成为反对派领头人，主张废科举的袁世凯、张之洞为换取他的让步，提议先递减科举中额、再行停废，1904年1月13日奏准，打开了缺口。1905年6月30日，清廷以体恤年迈为由免去王文韶军机大臣之职，反对障碍最终被扫清。

1905年9月2日：一纸上谕终结千年

1905年8月，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已成定局，国内要求废除科举、效仿日本教育制度的呼声高涨。袁世凯、张之洞乘势于9月2日联名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当日获准，宣布自1906年起停止科举考试，并令各省兴办学堂。延续千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就此终结。

停废之后：学堂四年增长约七倍

科举停废后，新式教育快速扩张。1905年清廷新设学部——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统计，当年全国有新式学堂8000余所、学生25万余人；到1909年，学堂增至近6万所、学生约160余万人，学堂数量四年增长约7倍。即使偏远如甘肃海原（今属宁夏），1906年也把旧书院改设成初等小学堂，全年经费只筹到六十金，仍设了教习一人、员司两人、学生三十名。

一代人的转型：蒋梦麟、陈布雷与夏衍

停废科举改变了具体个人的轨迹。

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1904年为求稳妥仍参加科举并考上秀才，但他已不满足于旧学，同年考取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1908年又考取浙江省官费留美资格，从此走上新的人生道路。

后来的民国政坛人物陈布雷，1903年14岁时奉父命参加童子试——科举最基础一级的考试，心里不愿却不敢违抗。初试失利后他又应府试，名列第一，父亲才露出笑容。就在这科举最后的余光里，新一代人已经开始用另一种方式衡量前程。

1908年，杭州8岁的夏衍——后来的著名剧作家——被大姑母资助进新式学堂正蒙小学。他插班读二年级，一年级学生念的新版《三字经》已不是「人之初，性本善」，而是「今天下，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南北美，与非洲」。

平稳落幕的原因：先立后破

科举停废没有引发大的社会动荡，原因在于它不是一刀切：先办学堂、鼓励留学，给读书人留出新的出路；再递减科举名额，最后彻底停废。变革给利益受损的人群预先设计了替代路径，抵触自然减弱。如此牵动全民的制度能平稳退出历史舞台，在近代中国的制度变革中并不多见。科举的终结，也把一代青年从四书五经里解放出来，推向了更广阔的新学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