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618—907年）是科举制度走向完备的时期。进士科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一二，明经科约十分之一二，民间因此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三十岁考上明经已算老，五十岁中了进士还算年轻。这场录取率极低的考试，逐步取代了按门第评定人才的九品中正制，成为平民进入仕途的主要通道，也把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从「凭出身」推向「凭考试」。

常举与制举：两种考试

唐代科举分常举和制举。常举每年举行，科目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应考者主要集中在明经、进士两科；制举是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考试，用于网罗非常之才，不常举行。

明经科主要考儒家经典，难度较低；进士科考诗赋和政论，难度高，但它是通向高官的主要阶梯。录取率印证了两者的难度差距：明经科约十分之一二，进士科不过百分之一二。

生徒与乡贡：考生的两个来源

常举的应考者有两个来源：一是官学保送的「生徒」，二是州县选拔的「乡贡」自学者。学校因此成为科举的预备机构，名望好的学校可以直接保送生徒参加科举。

中央国子监下辖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六学按官员品级招生：三品以上官员子孙入国子学，生徒三百余人；五品以上官员子孙入太学，生徒五百余人；四门学兼收五品以下官员及庶民子孙，生徒多达千人；律、书、算三学教授实用学问，收八、九品官员及庶民子弟，名额只有十余人。地方设州学、县学，每校学生十来人。

科举之外：门荫与流外入流

科举不是唯一的入仕途径。门荫指晚辈承接前辈官职，流外入流指九品以下吏员经考核升为品官。唐初以这两条途径入仕者为主流；唐太宗大力兴办学校、推广科举之后，考试取士逐渐成为选官的主导方式。

但世族并未立刻出局。唐代宰相出身世族者不在少数；进士录取中也有考生向主考官请托、自我吹嘘的现象，当时人并不视之为舞弊。才气纵横的杜甫两次应考进士都落榜，正是这条赛道竞争激烈的注脚。

科举的社会后果：门第消融

科举的公平性给了平民晋身的机会，成为士族没落、门第消融的起点。与此同时，印刷术问世，书籍流通便利，私人讲学普遍，世家大族再也无法垄断知识。唐代中后期围绕科举存废爆发了牛李党争，但已无法阻止平民的崛起。

唐中期至五代的连年战乱，让北方士族的根基遭到破坏，到北宋时门第已经凋零。此后的中国社会领袖，不再是传承不替的世家，而是通过科举出身的士绅阶层。

科举的长远影响

科举制度的意义不止于一场考试。它以统一标准选拔官员，扩大了政权的社会基础，也重塑了此后近千年的社会结构：从按家世分配权力，到按考试成绩分配权力。唐代确立的这套选官制度被历代王朝沿用，直到1905年才被废除——科举塑造的中国社会格局，其影响远不止于唐朝本身。